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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追述：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因为探索的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引起过共产国际的怀疑和不满。但是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全党的领袖，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随着近几年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这方面复杂的情况逐渐清楚。记者正常采访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姚金果，请她介绍了有关情况。

　　姚金果说，根据现在掌握的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资料，能够准确的看出共产国际对有过不满，同时又肯定过的革命实践。共产国际最早对予以关注是在１９２７年。这年３月，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开始在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登。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转载了该文，并在扉页上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员会议上作报告说明中国农动时，引用了文章的说法，他认为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

　　姚金果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与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产国际虽然不赞成所走的道路，但对及其红军的情况还是十分关注的。１９２８年１月，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特凯维奇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在湖南，的军队正在扩充。”１９２９年１月，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湘赣两省军“会剿”井冈山时，于当月２９日召开会议，讨论了援助朱（德）毛（泽东）红军的问题，决定以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到朱毛地区去；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随着朱毛红军的壮大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莫斯科对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也慢慢变得重视。这年７月２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赞朱毛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运动以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并赞扬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导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发展。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央，要求必须推广在红军游击战争方面的良好经验。

　　姚金果说，１９３１年初，在米夫的扶助下，王明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受到打击和排挤。共产国际虽然对在苏区实行的某些政策不满，但并不同意王明等人的做法。１９３３年３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央强调：对一定要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是在党下做负责工作。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年８月，陈云和潘汉年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在同月结束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姚金果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苏联由于对蒋介石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求中国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而却从始至终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此，共产国际特派王明回国说服中央改变政策。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央于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听取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真实的情况后，于６月１１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月，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中国的领导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全体党员，应该支持为中国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的领袖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姚金果说，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处理问题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共产国际支持成为中国的领袖是无比正确的抉择。（光明日报 倪迅；新华网 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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