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冀南银行：新中国金融的摇篮
巍巍太行，峰峦叠嶂。在太行山深处，一个神秘伟大的机构孕育而生——冀南银行，它的诞生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北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师创立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129师从晋东南根据地进入冀南平原，与杨秀峰部汇合，建立冀南军政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冀南行政机构。
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根据中央指示，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负责筹建、组织与领导冀南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与分所，发行冀南本位币。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承受着日寇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疯狂的军事扫荡，一方面又要应对与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种种摩擦，国民政府慢慢地减少并最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物资，八路军的给养只能靠自己解决。
蒋介石数次去电，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停止发行冀南票。鹿钟麟、石友三则发出布告：“凡使用冀南票者枪决⋯⋯”在根据地货币市场上，还流通着法币、抗日票、敌伪钞、山西河北新旧钞、各种地方杂票等多种货币，日伪政府通过发行伪币对根据地物资进行疯狂掠夺。在冀南筹建银行的环境变得十分恶劣。
1938年10月，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重要指示。
1939年6月，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在黎城西井成立冀南银行筹备处。
冀南银行的筹建，面临着“一无人才、二无设备、三无材料”的困难。在中国坚强领导下，冀南银行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129师、冀南财经学校选调大批业务骨干和财经人才，从邢台请来印制技师张裕民，从日伪占领的大中城市采购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从上党银号、胜利报社、冀南日报社、太南报社、冲锋报社、太岳新华日报印刷厂等多个单位筹集印刷设备，形成了2个铅印所、4个印刷厂等初具条件的制币能力，并于1939年4月，成功试制首批货币。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克服困难，突破重围，在太行区黎城县小寨村和冀南区南宫同时宣告成立。
冀南银行成立之初，一切决策均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负责的华北局财经小组决定。当时的冀南银行设有董事会，成员由八路军总部的司、政、后部门人员组成。杨立三任董事长、周文龙任副董事长。高捷成任总行行长、熊光炳任政委、陈希愈任政治处主任。路东行经理由冀南军区后勤部政委赖懃兼任，胡景沄任副经理。
冀南银行成立时，分支机构的设置仅在太行、冀南两个区，总行下设五科、两部、一处，五科是会计科、出纳科、检查科、材料科、总务科，两部是发行部和营业部，一处是政治处。路东行当时尚未设立机构，只有王宏森、陈嵘、张济等几个临时负责人。
随着根据地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47年，冀南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覆盖太行、冀南、太岳、冀鲁豫4个区5000万人口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共辖4个区行、26个分行、473个县支行，拥有近2000人的干部职员队伍。
冀南银行组织并且开展冀钞印制、发行，共印制和发行冀钞47种、金额2012亿元。1940年8月，“冀太联办”召开冀太区军政民各界金融座谈会，会议讨论了推行冀南票、收回上党票、五专区合作社兑换券和各县区杂钞问题；运用行政命令、比价斗争、粮食斗争、反假币等手段开展对敌伪币的斗争，逐步统一了根据地内部的货币流通，确立了冀钞的本位币市场地位。
冀南银行成立以后，中央北方局、冀太联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制定颁布了《会计制度》《金库制度》《农业贷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为适应战时需要，方便公私工商企业，冀南银行还制定了银行本票制度。
在支持工农业发展方面,冀南银行兼顾军需与民用，逐步从财政性发行为主,转向了财政性发行与经济性发行并重，有力支持了根据地经济建设。据统计，在发放的农工商贷款中，农贷、水利贷、合作贷款占34%，商业贷款占31%，工业贷款占35%。
为解放束缚农民的经济枷锁，打击高利贷的盘剥，冀南银行于1945年5月提出“通过放款工作，逐步扶植合作社信用业务，恢复群众的借贷关系，以活跃农村经济”的方针，建立了根据地中独具特色的信用合作社；1945年7月，建立了太岳区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罗村信用合作社，1945年8月，太行区建立了百尺信用合作社。之后，冀南区也建立了索堡信用合作社。
面对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冀南银行的先辈们积极开展文化建设，设计了“冀南银行行徽”，创作了“冀南银行行歌”，创造了文字——“餏”（xi），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冀南银行文化。在《回忆冀南银行九年》中，曾经在冀南银行工作过的裴玉川、乔瑞林等多位老对当时下象棋、打扑克、扭秧歌、打霸王鞭、摔跤等活动的回忆反映了冀南银行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
然而，冀南银行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为解除根据地群众对冀南钞信誉的质疑，冀南银行于1940年8月，在太行黎城西井村举办了发行冀南币准备金的展览会，杨秀峰主任亲临展览会，主持开幕式并讲话。展览会展出了银元、元宝、金条、金砖等，提高了群众对冀南币的认识和信任，解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冀南银行一直是日本侵略者和顽固派重点破坏的目标。为有效应对敌人的围困和扫荡，冀南银行创造性地建立了灵活机动的“马背银行”“背包银行”，保障了根据地银行业务的正常运转。印钞机构也经常化整为零，由大变小，由所变队，由队变组，只要能安放一台机器，有一点间隙就坚持生产。1941年11月，发生了保卫冀南银行印钞厂的“宽嶂山资财保卫战”，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120余名八路军战士英勇牺牲。
为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和封锁，防止敌人利用冀南币在根据地套购战略物资，冀南银行还专门印制了带有“太行”“太岳”“平原”字样的票币。
1942年、1943年根据地连续遭遇五十年未遇的严重灾荒。旱灾、蝗灾，接踵而来的还有洪水肆虐，大部分地区农业收成平均只达二至三成，少数地区甚至颗粒无收，灾民达156万人。冀南银行总行及各级行积极做出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胡景沄、陈希愈带领下，除做好支援农业、支持经济发展的信贷工作外，还组织生产开荒队伍，到深山开辟生产基地，掀起了生产高潮，当年就获得丰收硕果。
冀南银行作为根据地经济的拓荒者，站在经济斗争的最前沿，拿起货币武器，开辟金融战线，开展对敌斗争，保障军需民用，改善人民生活，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丰厚铺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定货币发行方针，发行冀钞，稳定币值，统一了边区货币市场，巩固了冀钞信用，确立了冀钞本位币地位。
第二，建立冀南银行分支机构，开展信用社组织工作，支持创建中州农民银行，组建瑞华银行，保证了根据地经济金融工作的正常运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管理全国银行机构积累了经验。
第三，制定货币信贷政策，兼顾军需与民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扶植了根据地农、工、商业发展，支持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巩固了根据地政权。9年间，共发放各种贷款100余亿元，其中，太行区近29亿元，太岳区13余亿元，冀南区24亿元，冀鲁豫区32亿元。
第四，改进印制工艺，提升印刷水平，提高了冀钞票币质量，为新中国人民币印制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47年，冀南银行发行处生产单位达15个，小石印机160余台，大石印机5台，小铅印机80余台，胶印、凹印机各1台，各厂职工共1500余人。
第五，探索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新中国金融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六，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促进了冀南银行高效运行，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财经和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冀南银行向全国41个行业输送各类管理和财经人才948名，有力支援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冀南银行在中国领导下，以太行为中心，在整个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和金融工作实践形成了独具金融特色的冀南银行精神。
冀南银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太行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与繁荣的宝贵精神财富。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冀南银行从组建伊始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组织机构，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日常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高捷成和赖懃两位行长的事迹一直激励着根据地军民坚定理想信念，时时刻刻听党指挥。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冀南银行不仅肩负着边区军民所需财政物资供给重任，还与当地军民一起开荒犁地、养猪种菜，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围困与疯狂扫荡，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冀南银行共有包括高捷成和赖懃两位行长在内的87名把鲜血洒在了太行山上。
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冀南银行的“精益求精”不仅体现在印钞设备的改进和印钞技术的提高，还体现在会计制度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体现在银行管理的方方面面；他们“勇于探索”，积累了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反假票斗争等多种经验，创造出与敌人周旋的“两套账册”，探索的五行通汇实现了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通汇，探索的春耕生产贷款、低利贷款、救济贷款等解决了贫困农户生产生活困难。会计专家胡景沄、货币设计专家张裕民是其中代表。
依靠群众、甘于奉献。冀南银行的党员都有联系与帮助的群众对象，宣传抗日政策，帮助贫困户解决生活困难，调解家庭纠纷，把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冀南银行在当时没有存放金银钞票的库房、没有保险柜的情况下，把装钞票的麻袋直接存放在群众家中，从未受到过任何损失，不少群众因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共和国没有忘记！人民银行各级行、黎城县委、县政府格外的重视冀南银行史料的挖掘和冀南银行精神的传承，组织并且开展墓地修缮和纪念碑竖立，在冀南银行及各印钞厂旧址竖立石碑30余块；组织寻找冀南银行烈士遗骸，将找到的8具遗骨安葬在村民自发修建的冀南银行英烈纪念园内。
组织召开冀南银行成立55周年座谈会，撰写回忆录；深入北京、天津等地探访老一辈冀南银行人，搜集历史资料，再现当年情景。
组织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日主题活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太原中支、长治市中支及江苏镇江市、青海果洛州、山西阳泉市、晋城市等一批中支和县支行还组织现场参观学习和祭奠活动，传承冀南银行精神。
组织开展文艺作品创作，拍摄了《摇篮》《抗币峰烟》等一批视频，编辑了《回忆冀南银行九年》《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等一批书籍，撰写了《忆冀行》《娘啊，我想回家》《连翘》等一批诗歌、戏曲作品，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开展遗址保护工作，推动冀南银行总行及宽嶂印钞厂遗址列入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中国钱币学会、长治市金融系统等红色金融教育基地，用以铭记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来之不易、创业之艰，牢记冀南银行先辈的初心使命，激励一代代金融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作为。
冀南银行自1939年创建到1948年华北银行成立，直至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为保障军需民用和根据地经济发展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金融长城，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持久的金融支撑，最终发展成为根据地银行中货币应用限制范围最广、币值最稳定、制度最健全、影响最深远的红色银行，为新中国金融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制度基础和经验基础。冀南银行是根据地红色金融发展的缩影，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身的主体，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
让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世代传承冀南银行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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